前不久，宁波一服装制造厂厂长孙先生接到了新年来第一张海外订单。对以代工为生的厂子，这本是一个好消息，但由于招工难，为了按时交货，孙先生不得不请宁波服装制造业中的“帮忙团”来帮忙。然而，这样一来，订单倒是能按时完成，高昂的工时费却将他的利润压至接近零的水平。

　　《每日经济新闻》记者通过在宁波当地的调查采访了解到，“帮忙团”的成员虽然是打工仔，却不用进工厂，也不用按照工厂严格的规章制度上下班；加工同样一件衣服，“帮忙团”的加工费却是工厂里普通工人的双倍以上；虽然没有稳定的工资，“帮忙团”的工人有时一天赚上500元。

　　宁波当地把这样的群体称为“帮忙团”——每当工厂有订单要赶而又缺工人的时候，“帮忙团”的短信往往就会“体贴”地发到工厂老板的手机上，询问是否需要帮忙。

　　“这个群体带来的影响是使整个工厂的工作氛围非常浮躁，”宁波百纳针织制衣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国平评论道，“‘帮忙团’的出现使工厂工人的心中产生了不平衡，于是更多的工人开始请假，参与到别的工厂的帮忙队伍中去。”

　　自去年下半年开始，百纳针织制衣厂就不得不开始连续聘请 “帮忙团”，“下半年开始，走掉了很多工人，而客户的订单是耽误不起的。”百纳针织制衣厂厂长袁海林介绍道，但是一旦聘请 “帮忙团”，“订单的利润就没了”。

　　然而进入今年，部分“帮忙团”也开始发现：生意不好做了。由于一些中小型工厂本身的订单就不多，能分给“帮忙团”的订单就更少了。

　　高价“帮忙”

　　宁波“帮忙团”的出现至少可以追溯到2006年。其后，“帮忙团”的队伍开始壮大，“这两年‘帮忙团’的人数成倍地上涨。”这一趋势从袁海林每年收到的“帮忙团”发给工厂的名片数量可以略窥一二，“2009年就十多张，到了2010年变成了三十多张。”

　　“我2008年开始加入‘帮忙团’的时候，接的几个工厂单子碰到的都还是熟人。去年开始，几乎一律是生面孔。”“帮忙团”成员孙勇回忆道。

　　据孙勇介绍，“帮忙团”通常由一个包工头凭借个人关系从厂家处拿到订单，之后在一群已经不工作的工人中要人。程序简单，拿出一张价码单，标明每一道工序能给出的最高价位，价位一般会比普通工厂工人高出一倍。

　　“按照计件来算，一件10元工时费的衣服，我们收费20元；按照小时来算，一般工人在7元钱每小时，我们就在14元钱每小时。”孙勇表示，碰上年底工厂大批订单要加工的时候，要价还会水涨船高。

　　虽然不是每个月都有活干，但是一旦来活，“帮忙团”的赚钱速度还是让孙勇十分激动。“有时候一天能赚500元，”孙勇告诉记者，平均下来一个月往往能有5000元~6000元，当然这是有活干的时候。“常常干一个星期休息3天，干两个星期休息1个月。”尽管如此，孙勇计算下来，一年的平均收入要比中规中矩在工厂打工要高，“而且时间是自己的，想休息就休息。”

　　这其中，牵线的包工头的回报则更为丰厚一些。陈国平告诉《每日经济新闻》记者：“最终如果给‘帮忙团’工人的价格在15元每件，中间的包工头至少会向工厂要20元每件。”

　　只是如今随着“帮忙团”队伍的壮大，“他们要价一旦过高，我们还可选择另外的‘帮忙团’。”袁海林告诉记者，在不得不用“帮忙团”的时候，就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，“只是不论要得多低，利润基本都是赔进去的。”

　　长期与工人打交道，陈国平认为，突然暴涨的薪水往往让一些工人失去了工作的平常心。“帮忙团成员的高工资，让工厂里正常工作的工人很难保持正常心态工作，导致工厂流失了部分工人。这部分流失后的空缺就不得不以高价再次聘请‘帮忙团’，最终的结果就是恶性循环。”

　　另类外贸“风向标”

　　其实在宁波当地，2009年时，已经有部分工厂联合起来，不给“帮忙团”订单。“当时有一些效果，但是并不明显。”袁海林表示。“帮忙团”与小型加工厂的生存息息相关，“如果没有这些‘帮忙团’，很多小型加工厂就要倒闭。”高国艳指出。

　　不到30岁的高国艳从江西老家外出打工已经有10个年头。如今的高国艳已经逐渐担任起“包工头”的角色。他和老乡一起置办了机器，租用了百来平方米的厂房，在有工厂需要帮忙加工的时候，高国艳就去工厂帮忙；闲下来的时候，会从工厂里接一些单子在自己简易的加工厂里加工。

　　“现在俩夫妻平均一个月能赚一万多元。”高国艳告诉记者，如今他们把小孩也带在身边，“自己不会再去工厂打工，工厂工资养不活一家人，而且也没有时间带小孩。”只是，年初从老家回到宁波后，高国艳发现今年很难从工厂拿到单子，工厂不需要“帮忙”，而自己的简易工厂也难从别的工厂要到订单。

　　“帮忙团”的收入往往与外贸行业的景气程度成正比。记者在宁波走访多家外贸企业发现，与去年相比，工厂订单普遍比较少。不仅如此，“帮忙团”的主要订单来自于小型加工厂，而年初以后，高涨到每吨6万元的纱线，让这些小型加工厂已经揭不开锅，就更没有订单留给这些“帮忙团”。

　　“我在考虑要不要去北京，”高国艳告诉记者，“过年时候一个老乡说，他们夫妻去年8月到今年2月份，就从北京的工厂赚了五万六。”

　　兰玛颂科技有限公司CEO邱柳在接受《每日经济新闻》记者采访时表示，“我们现在最害怕看到当地媒体报道，某某地方7000元工资招不到员工。”他表示，这种报道容易导致的结果是，工人对于工资的预期过高。

　　邱柳告诉记者，“我们公司进行过测算，一个工人一年人均产值在10万元~15万元。以15万元为例，其中至少有一半的费用是原材料的价格，剩下的费用还要包括17%的企业税收、厂房租用费用、水电费、物业、管理人员费用、工人的保险费用等，一年能给出3万~4万元的工资已经是极限了。这其中还存在多种变数，包括延误出货期而不得不额外支付的航运费用，以及没有计算入内的机器折旧费用等。”“而且这15万元的人均产值基本是达不到的，一般工人的人均产值在10万~12万元。”邱柳指出。

　　在宁波凯丽安服饰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健看来，工人工资基本已经没有上升的空间了，“如今的服装企业在各种成本上升的情况下，利润空间已经被压榨一空。”

　　“当企业的利润已经不足以支撑企业运转的情况下，企业就会倒闭。”李健坦言，目前的情况就是大部分的企业利润已经不能支持企业的运转。很多工厂已经开始把之前的资本积累投入现在工厂的运转当中，“大家都在撑，现在的服装企业都在拼财力，看谁能熬得过去”。

　　这样的情形导致最严重的后果可能是，“撑到一定时候，会有大片的中小企业倒闭”。李健坦言，“今年已经有很多小型的加工厂选择了关门。”而这也是今年来，盛行多年的“帮忙团”生意日渐难做的主要原因。（A06）